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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龙:制度主义视角下中美COVID-19疫情治理模式差异的深层根源 ——兼论抗疫实践对完善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意义

内容提要烈性疫情因其跳跃式传播、因其对人类生命和社会根基的破坏,需要总体性的治理模式来应对。新自由主义国家因其强调个人主义、大社会小政府,社会生产及医疗资源为金融资本所支配中产阶级贫困化,国家衰弱导致其只能选择COVID-19疫情“有限性治理模式”:自流放任的易感人群保护、由支付能力决定的医治机会有限而单薄社会保障体系、国际义务的回避策略等社会主义国家政的性质、经济结构、价值导向等等,决定了我国应对疫情的总体性治理模式:全覆盖的易感人群保护、应治尽治的免费医疗、有力的后勤保障系统、国际义务的责任担当疫情治理模式的区别是政治经济制度区别的表现,疫情治理模式的博弈是政治经济制度博弈的延申抗疫实践对完善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具有路向性价值在于:克服官僚主义,提升先锋队政党的政治动员能力;坚定不移地支持公立医院、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推动网格化、层级化和垂直管理的结合;实现主流舆论场和自媒体舆论场的正向互动;积极应对国际挑战,提高国家治理的国际辐射效能

关键词制度主义;疫情治理;有限性治理模式;总体性治理模式;

 
 
COVID-19新冠肺炎疫情是继1918年西班牙全球大流感之后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全球性重大疫情。烈性疫情治理,需要明确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需要医治感染患者、保护医生自身的安全,需要社会物资的有力后勤保障以及防止其他次生灾害,总之,烈性疫情的治理需要“总体性”的治理模式。新自由主义国家因其强调个人主义大社会小政府,强调消极自由、守夜人国家,应对疫情总体性治理需求时,有其内在的制度瓶颈,这是西方国家一开始选择鸵鸟式治理模式,后来在不得不面对的情况下才转向有限性治理模式的根本原因。我国的政党性质、经济结构、价值导向等等,是选择抗疫“总体性治理”模式的制度根源。抗击COVID-19疫情给我国国家治理体系提出了严峻的考验,但同时也提供了完善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经验、路向和契机。

 

一、应对烈性疫情需要总体性的治理模式
 
病菌与人类相伴生,人类文明的发展撬动了病毒世界,烈性疫情具有跳跃性传播的特征,有可能从根基上撼动社会;重大烈性传染性疫病的治理需要总体战的模式。
第一,人类与病菌相伴生的自然必然性。人类的历史是几百万年,而微生物已经存活了若干亿年。人体内外的每个表面都被细菌、病毒、真菌以及其他微生物覆盖着。科学家们发现人体中存在38万亿个细菌,分布在人们的口腔、皮肤、呼吸道、肠道等部位。这些细菌既能增加人体的免疫功能,保护着人的肝脏、防止衰老、抵抗肿瘤等等,也有可能侵害人体健康。在人体中还包含着380万亿多个病毒。病毒结构简单,是非细胞型微生物,大小为纳米级。很多病毒能够感染生活在人体内的细菌,它们被称为噬菌体。人体中每天都展开着噬菌体和细菌之间的战争。噬菌体会接管细菌中的分子机器并迫使它们产生更多的噬菌体,最后从细菌中爆裂出来并将其摧毁。从人类起源至今,病毒已在人类基因组上留下了数不清的印记,这些整合到人类基因组的病毒DNA 是可以被激活的。病毒可以被用来御致病细菌,这种疗法称为“噬菌体疗法”。病毒的生物特性还被运用于细胞工程、基因工程、病虫害防治等方面。病毒可与宿主共存而不引起明显的疾病,也可能破坏我们体内的健康细菌,成为人类致命的杀手,例如鼠疫、麻疹、天花等就是由病毒引起的烈性传染病。
第二,人类文明的发展撬动了病毒世界。牛、山羊、绵羊、猪、马的驯化也使这些动物身上的病菌成为人类近距离的杀手。人类历史上流传的几种瘟疫几乎全来自人类自己驯服的动物,如麻疹来自牛瘟,肺结核来自牛,天花来自牛痘,流感来自猪和鸭,百日咳来自猪和狗。欧亚大陆拥有比其他大陆更多的可供驯化的动物,也更易患受这些动物所带病毒的感染。天花、麻疹、流行性感冒、瘟疫、肺结核、斑疹伤寒、霍乱、疟疾和其他疾病,这些令人望而生畏的传染病名单,都流行于欧亚大陆。古埃及的壁画中就画有患了小儿麻痹症的祭祀。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一书中认为:欧亚大陆东西方向往往位于同一维度,有着类似的温度、雨量、生境和群落区,病毒更容易在东西方向上传播,因而使欧亚大陆不同地区的人顺次受一些相同病毒感染,因而获得了大体一致的免疫能力。而美洲大陆可供驯养的动物比较少,感染到的病毒不如欧亚大陆多;美洲大陆是南北走向的,不同地区具有不同的温度、气候,病毒也不统一在不同纬度方向上传播。布罗代尔认为:唯一可以有可能归之于哥伦布以前印第安人社会的群众传染病是梅毒密螺旋体病。许多病原体也随着时间而演变,由于细菌和病毒的演变,疾病便出现复杂起落。人经过适应而对病原体产生抗体,接着又可能有新的病毒来侵袭。一些病毒在突然爆发后,有时广泛流行,有时长期处在休眠状态,甚至永远消失。随着工业化时代人类对自然界的深入开掘,以及随着消费主义的流行,人类从大自然中猎取野生动物为食,这又为人类带来新的病毒威胁。野生动物在自然环境中携带了大量的病毒,例如非洲绿猴、果子狸、蝙蝠等携带 MERS、SARS、H7N9 等病毒,从蝙蝠体内分离的病毒就多达 130 多种。自2001 年以来,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确认了 1100 多起具有全球影响的传染病事件,来自野生动物的患病发生率随着时间推移正在上升。进入新世纪以来,2003年的SARS-CoV、2009年的H1N1甲型流感病毒、2012年的MERS-CoV、2015年的埃博拉病毒、2016年的寨卡病毒、2017年的H5N7禽流感病毒,不断给人类社会带来大范围的灾难。此外,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提高,在实验室制造病毒也成为可能。1972年美国就制造了世界上第一个人造病毒。细菌和病毒被运用于战争,这也是对人类的一个重大的潜在威胁。
第三,烈性疫情的跳跃式传播。病菌在群体之间的传播具有跳跃式的特征。农业比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维持了高10倍到100倍的人口密度,定居生活使粪便和垃圾污染了水源,为病菌从一个人的身体进入另一个人的饮用提供了捷径。黑死病是人类历史上爆发流行时间最长、危害最大的瘟疫。黑死病是黑鼠身上的肺鼠疫病毒以跳骚做媒介传染到人身上的。感染鼠疫的人在极短时间内发生高热、咳血、呼吸困难等症状,其身体里黑紫色,场面十分恐怖。患者从出现症状到死亡时间间隔一般仅为三四天,同时任何接触过患者的人也会立即染病,死亡率极高。14世纪流行欧洲的黑死病于1347年首先在意大利发生,后又传播到法国、英国、德国、俄国等地,于1351年结束,但其在以后的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叫又反复发作。巴黎城于1612、1619、1631、1638、1662和1668年出现鼠疫。当欧洲人在15世纪末建立了统一的世界贸易网后,美洲也随即遭到来自欧洲的新疾病的杀伤。反过来来自美洲的梅毒又以新的形式打击了欧洲;美洲在16世纪初以空前的速度传染到中国,而美洲的玉米和白薯却要等到16世纪末才引进中国。疫病随人类交往范围的扩大而获得更广的传播空间。公元1世纪,天花由俘虏从印度经越南带到中国,天花在中国古代也称“掳疮”。在全球化时代,随着人流加速流动,任何一场局部的疫病都有可能演化成全球性公共卫生事件,没有谁可以是安全的孤岛,没有哪个国家、民族和个人能确保自己置身事外。
第四,烈性疫情的对人类生命和社会根基的破坏。希腊大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详细描述了公元前430年—427年在雅典发生的瘟疫,这次瘟疫使得雅典军队的生力军1/4死亡,连伯里克利也罹疾而死。雅典称霸不起来了,最后于公元前335年亡于马其顿之手。马其顿剥夺了希腊各城邦的大部分自治权,希腊独特的文明也走向衰落。曾经不可一世的古罗马帝国相传就是因为天花肆虐,以致国威日蹙。1347—1351年间西欧的黑死病,夺走了当时欧洲三分之一人口的生命。黑死病1348年6月下旬进入英国,1349年5月侵袭英国全境。“在温彻斯特主教辖区的范海姆,这个由10个独立村庄组成的英格兰中部人口最多最富裕的地区,在1348年有3500人,而到了1349年夏天,740个家庭有185个家庭灭绝了,1349年余下的年份中又有101人死亡,整个地区的死亡率在40%以上;而在剑桥郡的三个村子,人口死亡率分别是53%、57%和70%。”在黑死病到达英格兰前的1348年,英国大约有人口375万,到1350年则锐减到了250万人,黑死病使英格兰的人口减少了大约三分之一。1720年,土伦和马赛的鼠疫极其凶猛,马赛人死了一半以上,街上躺满了腐烂过半、被狗啃过的尸体。中国古代有两次大规模的瘟疫,一次是在东汉末年到三国初年,大瘟疫加上战乱,使当时的6000多万人口减少到1500万以下;明末清初的大瘟疫也导致了数千万人的死亡。欧洲人带去的天花、麻疹、霍乱、伤寒、鼠疫、流感、白喉等严重的传染病毁灭了美洲印第安人90%的人口;到1618年,墨西哥原来2000万左右的人口急剧减少到160万左右。欧洲殖民主义者为了补足劳动力,这就引起了大规模非洲黑人奴隶的贩卖。法国侯爵德雷伊于1880年左右想深入新几内亚低地地区殖民,结果1000个殖民者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死掉了930人。1918年大流感流感从欧洲蔓延到全世界,夺去了7500万人的生命,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死去的人还要多。劳拉·斯平尼撰写了一部关于西班牙流感的著作《苍白的骑士》,副标题是“1918年西班牙流感如何改变世界”,该书记录了大流感带来的死亡、经济代价以及政治动荡;在这场疫病的冲击下,印度数百万人死亡,引发了独立运动。
第五,应对烈性疫情需要总体性的治理模式。在烈性疫情面前,每个人都是病毒攻击的潜在对象。若不能以总体战的方式对抗病毒,那么就会造成病毒在人群之中快速、跳跃式传播,震撼社会的根基。全力医治感染患者、明确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是疫情总体式治理的几个主要环节。在疫病面前,如果社会治理不力,会使社会的根基遭到破坏。在中世纪,疫情的破坏会激化各种矛盾,甚至会导致族群的杀戮。例如,欧洲中世纪黑死病时期的屠杀犹太人。黑死病催生出一种集体无意识的、野蛮的恐惧行为,被黑死病的原因安放在了犹太人的头上。在黑死病肆虐欧洲期间,民众发动了对犹太人的屠杀行径。1290年英王爱德华一世发布驱逐犹太人的法令,犹太人遭到驱逐;直到1656年,克伦威尔领导下的护国政府才默许犹太人移居英国,被驱逐的犹太人在欧洲大陆遭到疯狂屠杀。由疫情引发的其他灾难、社会革命、文明的衰亡等等,也是不可枚举的。这次疫情无论是从传播速度还是从广度来说,都严重远远超出人们最初的预想。这次新发现的COVID-19新型冠状病毒是一种全新的病毒,对于它的病毒特性、致病机制、药物研究等都几乎是从零开始;它和2003年的SARS病毒、2012年在中东爆发的MERS病毒的共同特点就是会导致人类严重急性肺炎。病理解剖发现,在重症以及死亡病人中存在多器官感染,除了肺部,心肝肾肠都有病毒感染,说明这个病毒还是一个全身性感染的病毒。如果不加医治或医治不力,这个病的死亡率还是很高的。截至3月13日,意大利的死亡率高于6%,伊朗的死亡率高于4%。面对疫情,需要世界各国认真对待,动员全力战胜病毒。否则,疫情自身的灾难以及尤其引发的一系列次生灾难,将是不可预期的。
 
二、西方国家COVID-19疫情“有限性治理模式”的制度根源
 
欧洲国家的疫情治理模式,不是以阻击和消灭疫情为目的,而是以逐渐延缓疫情峰值的到来为目的,希望能拖到夏季,希望温度升高来消灭病毒。不是尽快隔离易感人群、发现感染者和治疗患者,而是以“鸵鸟式”的方式回避、拖延,在不得不面对凶猛的疫情时,被迫采取了有限性治理的模式,也即在群众自发防御、疫情继续蔓延的基础上,进行有限性的治理,而非阻击性的治理。这种疫情有限性治理的模式,是西方国家一贯的做法。2009年H1N1疫情爆发时候,美国所采取的治理模式就是如此。2009年3月底,在美国加州爆发了H1N1流感,4月25日世卫组织就宣布H1N1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卫生公共事件”,4月26日。美国的防疫举措总体上没有产生多大效果,疫情后来完全失控,直到2010年春夏之交才被遏制住。2010年8月,WHO宣布甲型H1N1流感大流行期结束,此次疫情全球214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30万人感染,总死亡人数约为1.8万人,平均死亡率1.3%。类似这种在事后跟着跑的疫情被动有限性治理模式,早在美国20世纪80年代应对艾滋病病毒时,就表现出来了。今天,艾滋病在全球的流行,和美国最先发现艾滋病病毒时里根政府的不作为、慢作为有关。
第一,自流放任的易感人群保护。强调此次病毒攻击的主要人群是老年与具有基础病的弱者人群,普通人没有必要过度担忧。政府认为把公众的眼睛捂上、耳朵堵上。在中国抗疫进入全面动员的状态下,西方还放任甚至鼓动民众自由活动,火车、教堂、婚宴、球赛、马拉松、总统候选人演讲集会,样样照旧进行。美国卫生局反智并恐吓老百姓,说戴口罩会增大病毒传播。纽约州州长公然声称新冠肺炎80%都能自愈,就像得感冒一样,没必要去医院。意大利一位刚从三个疫区回来的议员戴口罩进入议会现场,竟然被同僚嘲讽,他一气之下怒摔话筒。一位瑞士女议员戴着口罩进入国会会场,却被议长要求摘掉口罩,否则就驱逐出场。当疫情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时候,西方政要又抛出疫情蔓延不可避免的论调,以便为政府的不作为辩护。英国首相宣布放弃积极抗疫,抛出“群体免疫力”言论,也即放任忍疫情发展,期待大部分人在感染后获得普遍免疫。英国官方科学家代表宣称:“我们需要这些人充分接触感染它,最后获得群体免疫,以便彻底阻止该病毒未来更长时间的传播。”按照英国的群体免疫观点,英国将会有60%的人口需要感染新冠肺炎病毒以获得“群体免疫”。英国当局不建议推荐使用口罩,处罚了打口罩广告商。3月2日,美国CDC突然一反常态,停止公布接受新冠病毒检测人数、检测阴性人数等重要数字,并停止发布各州确诊人数,只用“Yes”和“No”来反映该州有无确诊。据环球时报3月13日报道:瑞典官方12日决定停止对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的统计,不再对轻症患者和疑似患者进行检测,将社会上的疫情几乎置于放任自流的状态。这实质上是放弃政府责任,让以个体的微弱力量去面对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这些国家的很多政要和官方科学家宣传这样一种观点:这个病毒会像季节性流感一样,每年都有可能爆发,社区将通过免疫,成为最重要的控制它的办法,国家将在高峰期保护老人和弱势群体。这种观点在应对死亡率很低的流感时,似乎还能获得民众的原谅。但是COVID-19疫情的死亡率远高于流感。意大利早期对该病的警惕性不够,短期内发生了大量的社区内传播,死亡率曾一度高达6.8%。在疫情日益蔓延、形势日益危及、民众日益恐慌和不满的情况下,西方国家不得不放弃鸵鸟政策,但是也只是号召民众自身做好防护,避免大型聚集性活动。但政府本身在患者排查、联防联控等等方面并没有太大作为,以致在切断传播链条、保护易感人群上,还存在着诸多空白、疏漏和黑洞。
第二,由患者支付能力决定的医治机会。在美国,众所周知的一个现实是看不起病。美国的公立医院要排队预约,而私立医院费用昂贵。美国小伙郭杰瑞在美国发回来的视频揭示:COVID-19检测费3200美刀,外加救护车费用1000美刀,合计4200美刀;这只是检测的费用,不包括后续治疗的费用。一个单纯的血液测试和鼻拭子检测就对民众收取3270美元,将很多贫民拒之门外。目前,美国新冠肺炎病毒检测试剂盒价格为3600美元(约合人民币25054元),个人需要支付50%(约合人民币12527元)。这样的经济负担会让部分民众选择不检测和治疗。美联储发布的2018年家庭经济福祉调查报告显示,有39%的美国家庭连一笔400美元的应急资金都拿不出。美国能够得到检测机会的仍然是有钱有地位的上层人士,普通人只有重症才能得到检测机会。为什么美国的医疗费用这么昂贵?美国的医疗、药物行业是被金融资本所支配的。如今,能支持美国金融资本霸权的,除了高科技、军火等之外,一个重要的支撑领域就是医药。在美国,不仅医疗资源昂贵,而且面对抗疫这样的大众需求,其医疗资源还非常稀缺。美国到目前为止,虽然已经宣布了免费检测,但是各州仍然存在不少问题,最主要的是检测试剂供应不足。最近从美国乘飞机回国的华人中,已经出现了多个在美国无法得到检测,回国之后却被确诊的病例。据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庞星火昨日的介绍,黎某于3月13日与其丈夫和孩子从美国洛杉矶乘国航的CA988客机抵达北京首都机场。这个国内户籍在重庆的黎某,常年居住在美国的马萨诸塞州,她自述自己在2月26日至27日在美国参加公司会议,其中一同事后来被诊断为确诊病例,然后她自己在3月1日也出现了发热,自己在3月3日、5日、10和11日在美国就诊时,3次申请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都遭到了拒绝,所以她才于3月12日从来到美国洛杉矶乘飞机回到中国治病。在西方所谓“群体免疫”的自发放任政策下,大量人口感染后,一部分轻症患者会在无预警的情况下,骤然进展至危重状态,且危重患者救治极其困难。从武汉前期经验和目前意大利、伊朗的疫情发展中,我们知道最大的风险是不加管控的疫情,导致迅速蔓延,重症患者增多。这种情况极有可能压垮西方的医疗系统。在这种情况下,已经有西方的专家提出“更长预期寿命”原则作为选择患者加以治疗的依据,也即不是所有患者都加以救治,不是按照“先到先得”原则,而是“更长的预期寿命”作为评估中优先考虑救治哪位患者的因素。意大利麻醉学和重症监护学会已经发布了这样的“临床伦理学”建议。
第三,有限而单薄的社会保障体系。美国等西方国家应对疫情的做法,就是政府成立一个应急小组,邀请一些部门的负责人参加,提供咨询、建议和一些有限的救助政策,然后,剩下的大部分事情都是个人自己负责。像美国政府这样的债务累累的政府,能够用于抗疫的拨款是有限的。之前特朗普曾宣称将在一星期之内把检测能力提高到400万人,但一星期过去了,他的这一表态并没有兑现,检测能力虽然比之前略有提高,每天已经能够检测出五六百患者,但相比之前,仍然没有提高太多,尤其是相对疫情的扩散速度来说,这个检测能力显然还是太低了。美国现在仍然没有做到应检尽检,而是有选择、有条件的在检测,从而导致大量应该检测的人没有得到检测机会,从而无法确诊。纽约市的医疗机构现在只能检测和收治重症患者,轻症患者要求居家隔离,这无疑会造成家庭内的、社区内的传播。美国人被逼去白宫搞十万人签名的请愿。美国当地时间3月1日,网民在白宫请愿网站上贴出一封请愿书,要求美国政府改变现有政策,向新冠肺炎疑似和确诊患者免费提供检查和治疗服务;希望美国政府能够为所有疑似和确诊患者提供免费的检测和治疗服务。在英美的媒体上,更是出现新闻评论员,甚至政府公务员公开表示,病毒传播可能是件好事,能够缓解医疗体系的压力。萨特曾经说,鼠疫猖獗无非是使阶级关系更加激化,穷人更多地死去,富人更多地幸免。在有些地方鼠疫过后,富人在重返他们的房屋之前,往往先让一个穷奴仆在那在那里住上几个星期,以便确证一切危险均已排除。富人们一听说有疫病传染,往往赶紧逃往他们的乡间别墅。日本、意大利的疫区超市被抢购一空。美国个别地区枪支弹药的销量更是翻了300%。整个社会人人自危,开始囤枪自保。
第四,国际义务的回避策略。美国政客和新闻媒体,对中国进行污名化宣传。认为中国封城是对人权、对人的自由的侵犯,称中国的方舱医院是集中营。3月16日下午,在美国疫情治理无力的时候,发了一条推特直呼新冠病毒为“中国病毒”。美国总统将covid-19病毒叫作中国病毒,在用煽动种族主义和仇外情绪的方法,转移人们对美国政府的不满情绪。中国为防止向世界传染,一个半月前,就关闭了一座1000多万人口的城市;中国不惜牺牲经济增长,让14亿人戴上口罩尽可能呆在家里,极其有效地控制了病毒传染,还为世界提供了许多病例数据与务实经验。世界卫生组织与多数国家、人群都肯定中国的壮举,也用各种方式与中国一起抗击疫情。现在,全世界需要团结。美国作为国力最强大的国家,应该号召大家一起抗击共同的人类敌人。抗击新冠病毒是全人类的战争。美国政府在中国人民众志成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时候,不仅不伸出援手,反而落井下石。2010年的H1N1病毒,美国治理不力,泛滥全球,人们并没有把这叫做美国病毒。2009年12月22日,中国内地一共确诊12.3万例新型H1N1患者,死亡714例,但当时中国政府并没有进行仇美反美攻击。回避国际责任和义务,转嫁危机,这是美国政府尤其是特朗普政府的特点。特朗普鼓吹“美国优先”,不把联合国放在眼里,打压俄罗斯,欺负欧盟,敲诈日韩国,暗杀伊朗将军,查收叙利亚,挑唆“乌克兰”,离间土耳其、沙特等国。美国近年来尤其卖力地遏制中国,怂恿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势力,包围中国,挑起科技战、贸易战、粮食战、网络战等等。美国媒体大肆炒作中国疫情,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转移美国公众。美国在抗疫期间的一系列表现,是其一贯经济、政治、外交政策的延续。
第五,西方疫情有限性治理模式的制度根源。西方国家之所以采用被动有限性疫情治理模式,是其基本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制度决定的。西方社会在抽象人性论、抽象契约论的文化观念支配下,奉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最小政府的国家制度。在所有公民同等权利的基础上所建立的国家,只能是底线共识基础上的最小国家。底线共识,是一种人人都能、都必须遵守的一个共识,这是一个很薄的政治共识。从这种底线共识出发,国家只是个人权利和契约关系的守护者,只履行与保卫国家安全、维护公共秩序相联系的权力。为了防止和限制国家,自由主义按照三权分立的原则来设计国家。“三权分立”使立法、行政、司法三大权力互相牵制,另外,采用联邦制,也使州政府的权力限制了中央政府的行动能力。美国国会议员甚至比政府官员同样没有责任心,他们手里的拨款权力正成为政治博弈的重要工具。在最小国家的制度安排下,最后导致了金融资本对个人、社会和国家的支配。国家职能的正常履行就不得不依赖于私人金融寡头。金融资本是从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和银行资本等职能资本的垄断融合中产生的大货币垄断资本。金融资本积累推动了生产、流通和信用体系的革命,也通过支配专利权、定价权、金融市场、不动产、国债、货币发行权、国家的公共政策等途径,确立一套非生产性的、投机性、寄生性、剥夺性的积累机制,通过这一机制,金融资本对市民社会进行了大面积的剥夺,造成了中产阶级的再贫困化。工薪阶层陷入大面积的失业和债务危机之中。在新自由主义制度理念下,国家被作为极小的、必不可少的恶来对待。人们曾经认为国家是中性国家,是全体公民的守夜人,而实际上,国家成了金融资本的守夜人。国家的行为逻辑是以金融资本的利益为导向的。国家以货币主义方式干预市场,通过降息、增发货币,购买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国家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在美国这样一个金融资本的帝国中心,三亿多人口而政府却欠下二十三万亿的国债。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的行为逻辑是屈从于金融寡头的利益、削减社会福利、对外转嫁矛盾。根据美国政治、经济的基本制度,我们再来理解美国在抗疫中的一系列行为逻辑,就是自然而然的。国家既然没有意志,也没有能力按照人民的需求来进行总体性的抗疫行动,而只能在金融资本统治的一系列约束条件下来采取行动,这就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为什么选择有限性疫情治理模式的原因。
 
三、我国COVID-19疫情“总体性治理”模式的制度基础
 
与西方国家先是采取鸵鸟战术后又采纳被动选择性疫情治理模式不同,我国的疫情治理采取的是总体性治理模式,我国采取的是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全力医治感染患者、明确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各条战线形成合力,14亿人口大国,全国一盘棋,举国抗疫。疫情得到有力逆转,成为防控的典范。
第一,全覆盖的易感人群保护。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湖北省对人员外流实施全面严格管控,内防扩散、外防输出。开展拉网式大排查,摸清底数,坚决遏制疫情扩散蔓延。加强社区、村庄联防联控和群防群控,加大流行病学调查力度,织密织牢社区防控网,实行严格的网格化管理。各地各部门坚决的服从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统一调度。基层党组织几乎是全部行动起来,广泛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凝聚群众,全面落实联防联控措施,构筑群防群治的严密防线。医务工作者、基层干部、社区工作者、公安民警、青年突击队,工会、共青团、妇联等都组织、动员、参与到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中去。广大社工、义工和志愿者开展心理疏导、情绪支持、保障支持等服务。全民普及新冠肺炎知识。英国《柳叶刀》杂志预测说上海最坏的情况是,春节前武汉封城以后,很多人还会进来,传播力按2.0到2.5之间这样的数传播,上海如果不加以防控应该有80万人被感染,如果防控得还不错,上海应该最后有8万人被感染。而实际上,在全覆盖式的严防严控下,上海截至2020年3月18日实际感染的人数是361人。中国对易感人群的保护,是成功的,是14亿国人共同努力的结果。世卫组织中国考察团负责人、总干事高级顾问布鲁斯艾尔沃德曾经说,最让他震撼的是每一个中国人都有很强烈的责任担当和奉献精神,愿意为疫情防控作出贡献。
第二,应治尽治的免费医疗。中国抗疫,实行应治尽治、免费医疗的原则。短时间内调集全国4万余名医务人员驰援湖北,15天时间建造了雷神山、火神山的两座医院。军队得调配了330多支医疗队,41,000多名医护人员驰援湖北。武汉迅速启动十几个方舱医院,收治轻症患者,境外居然有人散布谣言说这是“集中营”,但方舱医院的患者开始练起广场舞、八段锦、太极拳、广播体操,把老外都看得眼花缭乱,而且随着出院的人越来越多,所谓“集中营”的谣言也就不攻自破了。中国的科学家在2019年12月30号拿到7个病人样本后的短短6个星期内,完成了对病毒的分析,当年SARS的时候完成这个程序用了5个月。中国是断然不会采取这种根据“更长的预期寿命”来采取医疗救治的。中国近5万医务人员奔赴武汉,其实就是不愿意接受有重症患者不能被救治的状况。欧洲突然成为疫情的新中心,后续我国仍然面临较大的输入性风险。当前中国卫健委已经紧急通知加强全国各地感染科的建设,包括发热门诊、隔离观察病房、临床微生物检测等都已经紧锣密鼓地在安排中。依靠中国强大的公立医院网络,和中国疾控对已知传染性疾病的快速直报体系,中国战役一定能够克服下一步的风险和挑战。
第三,有力的后勤保障系统。药品和必需生活物品的集中采购、配送、发放。新疆的水果、东北的大米、山东的蔬菜以及其他地方的一些救援物质陆陆续续的发往了灾区。组织19个省份对口支援。从电力、电信、粮油、航空运输等领域的大型央企,到华为、阿里、腾讯、京东等大型民企瞬间投入战斗。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现在70年的时间里,建成了独立、完成的工业和制造业体系,在联合国所确定的工业类别中,中国具有完备的、技术先进的全产业体系,在在高铁、网络支付平台、5G等诸多领域还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在疫情监测分析、病毒溯源、防控救治、资源调配等方面更好发挥支撑作用。互联网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并时时刻刻分享着疫情实时动态。百度、腾讯、中国移动等先后给出了实时的人口迁徙数据,在很大程度上为不同地区的疫情管理提供了参考。大家都知道,日本的钻石公主号游轮,船上发生疫情之后,日本政府救治迟缓,导致船上发生大面积感染,船在海上漂流,多日无法靠岸。这次疫情期间,我国也发生了一起和钻石公主号类似的事件,可以体现中国速度和有力的后勤保障系统。2020年1月24日傍晚,天津市委得知中国天津海域上的游轮“歌诗达赛琳娜号”上面4706名人员,有15人出现发热症状。天津市卫健委、市交委、市公安局、港航局、东疆保税港区管委会以及天津海关进驻游轮母港,连夜研究处置方案,进入一线临战指挥。25日凌晨5时许,滨海新区卫健委11人和海关检验检疫局7人乘船登上“歌诗达赛琳娜号”,分成两组对全体游客逐一进行体温检测。经过检测发现,整个邮轮上航行期间前后加起来总计有17例发热状况;检测人员对这17人又通过取喉咙分泌物的形式进行了采样,25日上午,由直升机送出检测。在做好各种有序准备后,20:30左右,游客开始陆续下船,现场秩序良好,游客情绪稳定。1月26日零时15分,天津官方宣布,“歌诗达赛琳娜号”邮轮应急处置工作全部结束,此时距第一道命令发出整整24小时。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罗伯特劳伦斯库恩指出中国政府展现出的组织动员能力是全球卫生史上前所未见的,其他国家很难做到。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防疫期间访问中国时曾表示:“中方行动速度之快、规模之大,世所罕见,展现出中国速度、中国规模、中国效率”。
第四,国际义务的责任担当。此次疫情发生后, 我国科技工作者快速分离出新型冠状病毒,并公布其基因序列,研发诊断试剂盒,并及时向世界公布。中国专家组携带抗疫物资赴意大利、伊朗、伊拉克。援外志愿专家团随身携带的还有“中国方案”。40余天内更新至第七版的新冠肺炎诊疗方案,更新至第六版的防控方案,记录着中国无数抗疫者的经验。为了助力更多国家防控疫情,“中国方案”正在被翻译成更多语言。中国志愿专家团成员、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主任医师钱志平表示,当前,伊朗新冠肺炎确认病例的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核酸检测与中国患者基本一致。13日推特上出现了一个西班牙语的“感谢中国(GraciasChina)”的热词标签。在这一标签下,西班牙网友纷纷对中国表示感谢,认为中国做出了团结、合作的外交榜样。还有不少西班牙网友趁此机会敦促本国政府像中国一样采取更强力的抗疫措施。2月12日,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召开执委会会议,一名欧洲记者问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为什么这么多次表扬中国,是不是中国方面对你提出这样的要求?谭德塞这样回答:我们不需要取悦于任何人,我们公开赞赏一些国家好的做法有两个目的,一是鼓励这些国家继续坚持正确的政策,二是带动其他国家借鉴、学习他们的做法。他还指出,在这个大厅里,在这次世卫组织执委会会议上,几乎所有国家都对中国表示赞赏。中国采取了大规模的措施应对疫情,包括武汉“封城”阻止疫情向其他省市、其他国家传播。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感叹,到现在为止,中国把99%的发病率完全限制在境内,为国际社会共同解决疫情创造了一个宝贵的窗口期,也为世界防疫事业设立了新标杆。世卫组织总干事高级顾问艾尔沃德表示如果自己感染了,他希望在中国治疗。
第五,我国疫情总体性治理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基础。和新自由主义消极国家不一样的积极国家,中国是一个积极国家,是一个由先锋队、使命型政党领导的积极国家。这种政党不同于西方那样一种选举型政党,选举型政党生存于人民意志的分裂之中,而这种人民意志的分裂是有利于形成金融寡头对经济、政治的实际支配地位的。共产党作为先锋队的组织,是人民意志的集中表现,是一个没有自己特殊私利的政党。社会主义政权的一系列的组织形式不同于西方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也有利于动员民众、组织民众。早在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通过军队与群众、武装斗争与非武装斗争、前方与后方、公开斗争与隐蔽斗争、经济斗争与军事斗争相结合的方式,实现了民族的大动员。党通过其自身的基层组织、共青团、工会、妇联等组织,组成一个动员社会的齿轮体系。先锋队的党要以高度的自觉性来克服自发性。列宁就曾指出,自发性与自觉性的争论是“把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之间当前在理论上和政治上的意见分歧的全部实质都非常清楚地点明了”。这次抗疫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中,党发挥了指挥中心的作用。大年初一,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对疫情防控工作进行再研究、再部署、再动员。2月23日,中央又通过电视电话会的形式召开了全国17万县团级以上干部召开会议。中国共产党拥有以人民生命安全高于一切的政治理念,强大的组织能力、动员能力和协调能力。社会主义的内核就是用社会联合所有制取代金融寡头对社会生产资料和交往资料的私人垄断,而社会联合所有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又必然要采取国家所有制的形式,这样,国家就要执行积极的职能,就要改变新自由主义的极小国家观念。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既能充分利用市场、充分利用一般职能资本的积极作用来推动社会发展,又能够避免西方金融资本的剥夺性、寄生性积累及其所导致的西方社会的一系列问题。在这次抗疫中,国有企业积极参与“两山”医院建设、捐赠医用物资、组织医用物资生产。在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引领下,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意识深入骨髓;一批又一批的医护人员、不计生死,不计名利,不计得失,奔赴前方。在社会主义价值观看来,生命权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人权,这次疫情,我们不计一切代价救治疫病感染者,正是社会主义价值观的体现。
 
四、抗疫实践对完善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意义
 
抗疫实践所凸显出来的基本经验,对完善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具有路向性价值。克服官僚主义、提升先锋队政党的政治动员能力,坚定不移地发展公立医院、公有制经济,推动网格化、层级化和垂直化管理的结合,实现主流舆论场和自媒体舆论场的正向互动,积极应对国际挑战、提高国家治理的国际辐射效能,这些就是抗疫实践对完善我国国家治理体系所具有的路向性价值。
第一,克服官僚主义,提升先锋队政党的政治动员能力。抗击疫情的早期确实有官僚主义的问题,出现了一系列迟报、瞒报、诿责现象。记录显示,中国首例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病人,是55岁的湖北居民,2019年11月17日确诊染病。2019年12月中旬密切接触者之间就已发生人际传播,而在2020年1月1日,当地公安机关先后对包括医务人员在内的8名发布“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7例SARS”人员以“散布谣言”为依据进行处理。据随后各方公布的报道显示,此后的1月1-11日已有7名医务人员感染,12-22日又有8名医务人员感染,但是,有关部门依然在2020年1月10日向公众报告“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防控初期的误判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公众甚至是医务工作者的警觉和防护意识。直到2020年1月20日, 钟南山先生才公开宣布这种疾病呈现了人传人的特点。按规定这时就应该逐一向当地疾控中心和政府主管部门报告,同时也应立即向国家网络直报系统报告。关键的问题还是官僚主义,没有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摆在首位,害怕疫情舆论影响其他方面的工作和政绩等等。在抗疫斗争中我们的基层干部队伍广泛动员了群众、组织了群众、凝聚了群众,但也有少数干部表现不佳,不愿负责,百般闪躲,临阵脱逃,造成了极坏的影响,降低了基层组织对群众的动员、组织、协调、凝聚能力。一些地方的干部在执行中还确实存在着严重的形式主义,例如,山东的监狱、司法系统对抗疫部署表面执行,而并没有落实到位,结果导致监狱这一封闭空间内的大面积感染。一些干部麻痹思想、厌战情绪、侥幸心理、松劲心态,使一些防疫环节出现漏洞。红十字会对捐助物资调配不力,捐献物资分配甚至出现了官员多占先占,医院后方行政领导的补贴高于一线抗疫医生的补贴,被媒体曝光,降低了公权力的公信力,给执行党的群众路线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要加强干部的政治素质教育,在干部选拔制度,要把群众的意见作为重要的参考权重,在制度设计中体现出来,对在斗争一线表现突出的入党积极分子,可火线发展入党,要切实克服官僚主义,才能提升执政为民的自觉性、公权力的公信力、基层组织对群众的动员能力。
第二,坚定不移地发展公立医院、公有制经济,发挥公立医院、公有制经济的治理效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始终走在抗疫的最前线,它们体现了公立医院“姓公姓社”的本色。广大公立医院的医疗卫生干部前赴后继、不怕牺牲。钟南山院士曾指出:“医院与学校一样,都是绝大多数普通百姓所必需的最为重要的公益事业。既然是公益事业,就应该主要由国家和政府来办,决不能把其主体交由社会特别是国内外资本来办。如果其主体是由国内外资本来办,资本就会很快用高薪把优秀人才从公立医院和公立学校挖走; 这样不用太长时间,就会把公立医院和公立学校搞垮。这样下去,普通百姓患了复杂的或难治的病就要到民营医院去看,要读高水平的学校只有去民办学校就读。这些最重要的民生问题如果在我国得不到解决,就会影响我们的政权巩固和党的执政地位。”公立医院在保障人民生命健康事业中发挥了基础作用。“数据表明,2018年全国医疗卫生机构及床位数统计中,公立医院在机构数量比例中占比36.45%,私立医院占比63.55%,公立医院在床位数比例中占比73.66%,私立医院在床位数比例中占比26.34%;2018年全国各类医疗卫生机构人员数中公立医院人员数在医院类别占比77.99%,私立医院占比22.06%;但是,全国医疗服务工作量统计中,公立医院却在医院类别占比85.20%,私立医院仅占比14.80%,而医院医师担负工作量统计中却相差不多(公立医院医师日均担负治疗人次为7.5,私立医院为5;公立医院医师日均担负住院床日为2.6,私立医院为2.5);在总的医疗服务情况统计中,公立医院占总治疗人次数的85.2%,私立医院占比14.8%。”这些数据表明,公立医院为人民生命健康事业提供了基础的保障,公立医院的服务工作量和人均工作量都高于私立医院。但近年来,某些舆论强调控制公立医院的建立和发展,大力发展私立医院。有些地方在实际上取消了社会主义的公立医院,限制和削弱公立医院的发展。“数据显示,近十年来,近十年来,公立医院在2013年数量达到最高峰,为13396家,此后五年里,平均每年减少270多家,具体来说即是截止2018年底,我国公立医院数量为12032家,相对于2014年总数量减少了1264家,而相对于公立医院日渐萎缩的趋势,私立医院在2015年-2018年期间,共增加6459家,平均每年增加2153家。这其中的原因是在片面的理论主张的指导下,在规划、税收、服务能力建设等方面对私立医院的倾斜和对公立医院的限制”。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医院以人民利益为中心,应该克服恶行竞争,把病人作为赚钱工具。在医患关系中,病人和医院处于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状态。媒体曾多次报道,一些民营医院故意给患者做套,故意夸大病情,小病说成大病,开列虚假检查单,做不必要的手术等等。西方医改已经证实,把医疗卫生事业全部私有化,只会增加人民群众的就医成本,只能让少数的资本控制者获益,不能获得人民群众的认同。“我们开办医院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为人民群众解决看病问题,新时代的中国医疗体制改革方向应该是不断加强公立医院和药店(含公立互联网医院和药店)。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先进做法,如瑞典所有药店均为国有,就不存在出售假冒伪劣药品的问题。”公立医院是我国公有制经济中的一部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是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公有制主导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制度,避免西方那样因金融资本寡头支配经济基础而导致的社会和国家的贫困化,是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效能的基本条件。国有企业是壮大国家综合实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基础力量。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归根到底是公有制的优势,没有了公有制,如果全部私有化了,就和西方国家一样了,社会动员就困难了。如果医院全部私有化了,那么在重大疫情面前,国家动员将会遇到极大的困难。
第三,推动网格化、层级化和垂直管理的结合。首先,网格化管理。这次抗疫实践中,体现了社会网格化管理的力量。社区、村庄、企事业单位等,都是社会网格中的一个个实体,这些网格实体各负其责,各自守好自己的边界,防止彼此的疫情输出、输入,各自做好内部的宣传、动员、检查,14亿人口的大国,人人都被纳入这样一个个的网格化实体中,这是抗疫能够取得成功的基本条件。其次,层级化管理。从中央的战略部署、国家意志,要和各地地方具体情况相结合加以实施,离不开层级化分工。物资调动、交通管制、信息汇总、秩序保障等等社会管理职能,都不是只靠网格化管理能够实现的,必须要根据具体的职能性质做好层级划分,如果把社会化的职能归结到管理阶梯的一定层级中去。最后,垂直管理。各地方卫健委不必再层层报送,垂直上报国家卫健委,增加专家科研的社会治理导向和社会行政治理的专家意见科学导向,增加专家治理与行政治理的结合程度。通过网格化、层级化和垂直管理的科学划分、有机结合,提升国家治理的能力。
第四,实现主流媒体和自媒体舆论场的正向互动。要彻底端正思想路线,真正营造一个自上而下讲真话、做实事的环境和氛围。“封、堵、防”的舆情治理理念,会使民众产生负面的社会心态,造成主流媒体在与社交媒体、“体制内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的分歧。要实现主流媒体与自媒体舆论场的正向互动,需要正确处理民众合理意见与自由主义舆论误导之间的区别。在反官僚主义的场合,有些民众往往会被自由主义所裹挟,这时候官方媒体要做好正确的应对。一方面,官方媒体要关注民众呼声,批判社会主义政治生活中的官僚主义表现,在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上反对官僚主义。另一方面,主流媒体页要揭示自由主义中形式自由、抽象自由自身的内在矛盾。抽象的自由主义只看到抽象个体的自由,而凡是跟集体主义、跟有组织的集体行动相关的具体自由,抽象自由主义者都是看不到的,是不愿意去描述的。例如,这次抗疫实践中,基层共产党员、医生护士的奉献精神、牺牲精神,自由主义者往往看不到,不去阐释和宣传。在集体主义精神面前,自由主义就沦为虚无主义,而自由主义所赞扬的抽象自由秩序,例如,美国那样的形式自由、抽象自由制度,在抗疫面前又表现得差强人意。抽象自由主义赞扬抽象个体之间的契约自由,而契约自由真实地隐藏着金融资本的统治,这是自由主义者所看不到的。只要注意去揭示抽象自由主义者在实践上的矛盾,一定可以把民众从自由主义的裹挟中争取过来。总之,要实现主流媒体和自媒体舆论场的正向互动,就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揭露和批判社会主义政治生活中的某些官僚主义表现,同时揭示抽象自由主义对集体主义的虚无性一面,揭示自由主义的口头标榜与其现实实践之间的差距。这次抗疫实践展示了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力量,也展示了美国那种抽象自由应对疫情的乏力。主流媒体有能力在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上争取民众,实现主流媒体和自媒体舆论场的正向互动的。
第五,积极应对国际挑战,提高国家治理的国际辐射效能。治理模式的博弈是各国政治经济制度博弈的延申。正如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疫”模式也是各国政治经济的继续。西方中心论、对中国制度和文化的偏见,一直都是存在的。只是现在因为这次疫情,给了这些要素一个新的发酵的机会。中国爆发新冠疫情之后,美国先是试图操控世界卫生组织,企图将中国划为“疫区”,从而强行切断中国与外界的经贸人员往来。继而,美国政界和舆论界同声指责中国制造了疫情。华尔街日报刊登大幅文章声称中国是“东亚病夫”。黄祸、“中国病毒”、病毒“中国制造”等标签出现在西方一些重要的媒体中。在他们眼中,中国怎么做都是错的;控制疫情是“违反人权”,疫情失控是“治理失败”。另一方面,国际社会对我们有非常正面的评价。第一次被整个中国模式给震撼了,美国做得很糟糕。西方也有很多有识之士,可以团结他们。世卫组织总干事的感叹,到现在为止,中国把99%的发病率完全限制在境内,为国际社会共同解决疫情创造了一个宝贵的窗口期,也为世界防疫事业设立了新标杆。中国与美国应对疫情模式的差别,实际上是两种制度的延续和表现。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要积极应对国际挑战,提高国家治理的国际辐射效能。
 
五、小结
 
本文从制度主义视角,分析了中西COVID-19疫情治理模式差异的深层根源,并分析了抗疫实践对完善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价值和意义。烈性疫情因其跳跃式传播、因其对人类生命和社会根基的破坏,需要总体性的治理模式来应对。新自由主义国家因其强调个人主义、大社会小政府,社会生产及医疗资源为金融资本所支配,中产阶级贫困化,国家衰弱,导致其职能选择COVID-19疫情的“有限性治理模式”:自流放任的易感人群保护、由支付能力决定的医治机会、有限的社会保障体系、国际义务的回避策略等。社会主义国家政党的性质、经济结构、价值导向等等,决定了我国应对疫情的“总体性治理模式”:全覆盖的易感人群保护、应治尽治的免费医疗、有力的后勤保障系统、国际义务的责任担当等。疫情治理模式的区别是政治经济制度区别的表现,疫情治理模式的博弈是政治经济制度博弈的延申。克服官僚主义,提升政治动员能力;坚定不移地支持公立医院、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网格化、层级化和垂直化管理的结合;推动主流舆论场和自媒体舆论场的正向互动;要积极应对国际挑战,提高国家治理的国际辐射效能。这些就是抗疫实践对完善我国国家治理体系所具有的路向性价值。
 

作者简介:宋朝龙(1977-),亚博电子竞技平台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副院长。研究方向为德国古典哲学、科学社会主义、当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价值研究”(18BKS087)和教育部重大专项课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问题和基本理论”(19JZDZ015)的阶段性成果。

文章来源:《理论探讨》2020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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